人民网评：法治为“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上锁”

 

       “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爆炸就在身边，信息安全无时无刻不在被提醒。“亲，你要参加司法考试吗”“亲，XX打折如期到来”，从每天收到的垃圾短信到中奖信息，从能报得上你姓甚名甚的诈骗电话到知道你具体喜好的中介电话，个人信息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被扩散。据报道，过去半年，至少有上千名曾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做过产检或分娩的女性，接到过月嫂或婴儿纪念品公司的骚扰电话、短信，信息甚至能精确到产妇具体床位。这样的“精准营销”，固然契合了大数据时代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但不合法信息获取渠道已经是一株不可能结出好果的“毒树”。

 

      长期以来，面对公民信息的爆炸与弥散，我们总有一种成为“透明人”的恐惧感与无力感。就个人而言，似乎摁掉骚扰电话、最多抱怨两句、当做没事人，才是我们该有的时代“脾气”；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追踪不便”似乎是难言之隐，除了提醒大家“谨小慎微”，却也没有好办法扭转“信息乱飞”“全民裸泳”的尴尬。而一旦信息源头失控了，信息的二次、三次传播就变得稀松平常。正因此，公开的个人信息叫卖居然也变得稀松平常了。

 

       要消除这样的无力感，还是得靠法治。去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刑法对公民信息泄露救济的升格。相对于刑（七），追刑责的对象不仅仅是职务犯罪而是所有人；提高最高刑年限加大了处罚力度。应该说，法治援手来得不算迟，抓住信息流通的几个环节，“谁动了我的奶酪”，就不难辨认，谁应该对此负责，也会一清二白。

 

       在今年的两会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聚焦的热点。左世忠代表提出，个人信息保护尚未构成完整的法律体系，现有的法律法规层次和效力低，呈现散、乱、偏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他建议尽快出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韩方明委员建议，要从两个维度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一方面应加强惩罚措施，加大对个人信息非法买卖的打击力度，强化对泄露个人信息企业的问责机制和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另一方面，高度重视隐私泄露领域的案件，降低公民维权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推动个人信息保护进入集体诉讼和公益诉讼。

 

       法治“安全锁”扣紧了，更多类似行为就将受到惩罚；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提升了，才可能真正让网民获得网络时代的安全感。而就在这两天，黑龙江大庆销毁了538万份过期快递单，确保消费者个人信息不再泄露。无论是对于“买买买”一族，还是对整个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抑或是对我国的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而言，这都是喜讯。事实上，法治出手的地方，正是时代焦虑之处；而法治的每一小步，都将成为公民信息安全保护史上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