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彬会长在第九届中国中小企业节开幕大会上的演讲
时间：2015-12-15 来源： 作者：中小企业网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 李子彬
2015年9月24日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对于各位莅临本届中国中小企业节，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地感谢！ 当前，世界经济走势分化，增长乏力。国内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是下行压力加大。我想就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势及企业发展机遇谈一些看法，与各位分享。 一、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总需求收缩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 （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经济增长乏力 受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至今尚未完全恢复。主要表现在：一是美、欧、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分化。2014年欧元区和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0.9%和1.4%；2014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0.1%；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恢复最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4%，这是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最佳表现。但是，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也是磕磕碰碰，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几乎停滞，企业投资及外贸出口表现低迷，GDP年率增速仅0.2%。二是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低迷。2014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6%；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1%；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印度经济2014年增长7.3%，今年一季度增长7.5%；中国经济增长7%。印度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其经济增长的增量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多一点儿；三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困难较大，也是低速增长。2014年韩国经济增长3.3%；墨西哥增长2.1%。纵观全球经济，除了中国、美国、印度之外，其它经济体普遍是低速增长。这种全球低迷的经济态势导致全球总需求收缩，世界贸易量大幅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上国内一些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外贸进出口贸易额增速，从2010年的34.7%、2011年的22.5%，骤降到2013年的7.6%、2014年的3.4%，今年上半年的-6.9%。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的总需求也在收缩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空间扩张规模下降。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是2.24万平方公里，2013年是4.79万平方公里，这13年新增的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了1949-2000年这51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总和。197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城市的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长到20113个。城市的急剧扩张，扩大了工业品的需求，这是不言而喻的。建新城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的增加，对消费品需求迅速增加，城市基础设施也大大地增加。地方政府债务有18万亿，其中70%是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后，城市空间扩张规模不可能再以那么高的速度增长了。 第二，汽车进入家庭的增速放缓。2000-2010年汽车的销售量“井喷式”增长，年均增长31%，2000年汽车销售量是60万辆，到了2014年销售量1237万辆，增长了20.6倍，现在，平均每100个家庭有24辆车。但是2011-2013年，年平均汽车销售量增长7.8%，去年汽车销售量增长只有3.1%，今年上半年回落至1.4%。因为汽车产业对其他工业品的带动性很强，所以汽车进入家庭的增速放缓会引起整个工业增长速度的放缓。 第三，房地产泡沫抑制其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中国房地产业并存着两种极端现象。一方面是大量的高价商品住房闲置着。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常住人口没有住房，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也买不起高价商品房，只能二人或多人拼居在一间屋内。中国商品房的巨大泡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房价过快增长，从2000年至2012年，三、四线城市房价涨了二、三倍，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市中心的房价翻了三番，涨了七、八倍。在国外购买一套适于居住的住房费用，仅是居民年工资的3—5倍，而我国工薪阶层购一套住房的费用则是年工资的20—50倍。二是几乎所有的城市，建好的商品楼房大量的空置，许多城市出现“鬼城”，一到晚上，高楼一片一片都黑着灯，一栋楼也就亮几个灯。这些没人住的房子，或者是尚未卖出去，或者有人买了多套房，买房不是去住，而是炒房赚钱。 高价商品住房如此大的泡沫，是三个原因共同推动的。一是房地产商的暴利，2010年统计，中国400个富翁中有165个是房地产商，40个巨富中有19个房地产商，前10个超级富豪中有5个是房地产商。二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大大推高了地价。几乎所有市、县政府都是债台高筑，债务总额几乎是市、县5年—7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他们偿还债务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就是高价出售土地给房地产开发商。三是银行的推动，在房价持续高涨的年代，房地产贷款的风险小，而贷款利息高，银行贷款给房地产商的综合收益率可达10%—15%。房地产商、地方政府、银行共同吹大了房地产的泡沫。而这巨大的泡沫里蕴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与高价商品房的巨大泡沫相伴而来的是另一番景象，城市常住人口中众多中低收入者拥挤的住在高价的“出租房内”。在北京，大约有近百万人，二人或者多人合租一间住房。另外，一些城市中还存在大量的棚户区和危房需要进行改造。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这些市、县政府对建设居民保障性住房没有尽职尽责。他们只对高价出售土地给房地产商感兴趣，而对于给广大工薪阶层、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不感兴趣，没有尽到人民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责。 最近两年，全社会对房地产巨大泡沫逐步取得了共识，房地产投资开始回落。
房地产业链条很长，包括建材、钢铁、水泥、家电、家纺等等。房地产投资下滑，其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也在下降。 由于城市空间规模扩张速度、汽车进入家庭的速度以及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这些产业对工业品的总需求减少，所以我国工业制造业必然受到影响。2001年—2010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3%，2011年开始回落，2011年—2014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0.8%、7.9%、7.6%和7.0%，今年上半年降至增长6.3%。
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由“总供给收缩”转变为“总需求扩张” 总需求收缩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但是，经济发展与转型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所以必须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走势，把过去两年的“总供给收缩”的思路转变为“总需求扩张”。 （一）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虽然投资和外贸出口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一个大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还得靠国内消费市场拉动。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基础，是前提。 为了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第一，健全消费增长的动力机制，改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多年来初次分配中消费偏低，积累过高。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一般是60%左右。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2.4%，连年下降，近十年一直保持在45%至50%左右。造成了我国低收入群体数量很大，再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有钱防老，有钱防病，老百姓有钱不敢消费。因此，必须改革分配制度，扩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水平，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立足于国情，挖掘消费潜力。 一是在城镇化推进中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这些人的消费需求是巨大的。几年之内，一亿农村进城常住人口转为城市居民；一亿农民就近转为小城镇户口；城市中一亿常住人口的棚户区改造。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 二是加强精准扶贫。我国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但是现在还有大约七千万贫困人口。要加强精准扶贫，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办法，增加这些贫困人口的收入，把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提升到小康水平。 三是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人口将会达到6亿，这些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是有差异的。要针对收入较高的人群提高消费品质量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一些有眼光的企业家，争先把健身、保健、医疗等“大健康产业”和旅游、文化、养老等产业作为他们企业的战略发展产业，无疑是正确的。总之，关键是我们要有令人心动的有效供给，有让人心安的产品质量。有了这两条，就一定能够扩大消费。 （二）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短时间内，我国的外贸出口将呈现较低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也大约保持在10%—12%之间。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只有社会投资仍然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比如，高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宽带网络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城市轨道交通，扶贫开发工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智能制造的基础设施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等等，都是有市场、有长期回报的项目，既对当前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有促进作用，又可以增加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 “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这句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一年多了，但是国内一直有不同声音。2009年4万亿投资造成了不少后遗症，所以一些人关于扩大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持否定看法。应该客观评价2009年4万亿投资的正面和负面作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来势凶猛，我国的外贸出口从2007年增长25.9%、2008年的17.2%，猛然降到2009年的-16.0%。如果没有果断的4万亿投资一揽子计划，中国的经济就稳不住。4万亿投资一揽子措施起码是稳住了当时的经济稳增长态势，2009年GDP增长9.2%，2010年GDP增长10.4%。当然，由于提出4万亿投资项目时间比较仓促，难免有一些垃圾项目、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夹在里面，造成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建了一些大公园、大广场、办公楼，也有一些产能过剩的项目。这些项目有投入，没有产出，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债，增加了财政风险。 不能说扩大投资就一定导致产能过剩、增加潜在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关键是“投什么”和“钱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很关键，首先要选好项目，有市场，有长期回报。其次是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能不能把我国庞大的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是支撑稳增长的关键。我国居民储蓄23万亿之多，这些海量资金无处可去。人们难以获得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和重大建设项目又缺乏资金。所以，必须整体推进金融、投融资和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要打通投融资渠道，挖掘民间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如何把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又十分复杂的课题。 （三）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率，根本上要靠改革和创新，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 调结构、转方式，走出困境，化危为机，归根结底要靠改革和创新。实现创新驱动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需要许多方面的支持。首先，需要投融资体制支持，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里缺少股权融资。中国的证券市场不仅要有A股市场、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尤其需要类似“纳斯达克”那样的市场。否则，科技创新型的中小微企业没有办法快速发展起来。需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业务，加快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改革现有的商业银行体制机制。创新驱动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所以改革教育制度、科技体制是势在必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了，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世界级顶尖人才？”是教育出了问题，科技体制出了问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钱，需要财税政策支持。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需要法律制度支持。创新还需要创新光荣的社会氛围，要尊重人才，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新人才应当得到奖励，创新企业应该得到政策鼓励。 实现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能大见成效，各级党政官员不要寻求短期政绩，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下，深圳市2014年GDP增长8.8%。在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1.6万亿的GDP，全口径财政收入5500亿元，其中上缴中央财政3500亿元，市属预算内财政收入2000亿元。2015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27.9%。二十余年成长起一大批高科技创新型本土企业。如华为、中兴、华大基因、腾讯、大疆无人机、光启新材料、超多维公司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公司。有如此的经济质量和经济结构，是因为深圳市早在1995年就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开始逐步淘汰“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大力发展IT、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采取了一系列的财税、融资、人才培养、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措施以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时隔二十余年，才有了深圳今天的较高质量、较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三、适应新常态，加快企业的创新转型发展 首先，企业家要“谋势”。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是“小势”，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大势”。要努力让企业自身发展的“小势”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制造2025规划、互联网+行动、一带一路战略等等，蕴育着企业创新转型发展的无限机遇。 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引发了人类社会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大加快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做为工具，嫁接或连接到商贸业、金融业、传统制造业、农业、交通业、政府办公、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将大大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广大中小微企业自觉融入到互联网+行动，将会改变自己的生产业态，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2015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制造业强国的三步走战略。《中国制造2025》是这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不断涌现，推动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特别是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与各产业领域的技术融合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动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小批量定制、产品的个性化、市场的碎片化，将改变中小企业做为大企业的附庸地位，摆脱了对大企业的依赖。分散制造、3D打印等新技术，使得制造业的产业生态发生很大改变。 第二，企业必须以创新求生存，谋发展。面对国际、国内总需求收缩的局面，企业尤其要不断创新求变。一个企业，如果五年、十年产品不变，技术不变，管理不变，营销模式不变，只有死路一条。企业必须实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企业制度创新、市场创新、营销模式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求生存，谋发展。 第三，企业家必须不断学习。不是有钱就称为企业家，企业家应该不断学习，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要有责任感，有道德底线。尤其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逐步掌握产业与金融相结合、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本领。这样，企业就会顺利发展。人才短缺会越来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约束条件。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将是诸多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招聘人才，留住人才，加强企业员工的全员培训，大力培养精细管理和匠人精神，对于企业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性工作。广大中小微企业尤其要走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新颖化之路，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打造并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各位领导、嘉宾、企业家：面对国际和国内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机遇仍然大于挑战。全面深化改革正在向前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企业做为经济主体地位的认识不断提高，过剩产能逐步化解，扩大总需求的思路和政策措施逐步深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蓬勃发展。前进中还存在以下几条有利因素。一是“一带一路”大国战略的实施和跨境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外经贸合作将逐步扩大。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2014年12月，人民币支付占全球结算总额的2.17%。随着跨境自由贸易区不断扩大，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等的运营，人民币占世界结算总额的比例将大幅提升。三是石油价格下降，有利于我国GDP增长。IMF估测，由于油价下降可使中国2015年GDP升高0.4%—0.7%；2016年GDP升高0.5%—0.9%。四是互联网技术的红利加大。麦肯锡2014年7月报告，到2025年中国互联网革命可创造就业4600万个，网上交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达到22%。 总之，挑战和机遇并存。要把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真抓实干。面对国际、国内总需求收缩的局面，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逐步升级，宏观调控的思路有必要适当调整，政策措施必须更加精准，发力更加集中，效果才能更加显著。中国的经济结构一定能够逐步改善，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率一定能够稳步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的总需求也在收缩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空间扩张规模下降。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是2.24万平方公里，2013年是4.79万平方公里，这13年新增的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了1949-2000年这51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总和。197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城市的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长到20113个。城市的急剧扩张，扩大了工业品的需求，这是不言而喻的。建新城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的增加，对消费品需求迅速增加，城市基础设施也大大地增加。地方政府债务有18万亿，其中70%是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后，城市空间扩张规模不可能再以那么高的速度增长了。 第二，汽车进入家庭的增速放缓。2000-2010年汽车的销售量“井喷式”增长，年均增长31%，2000年汽车销售量是60万辆，到了2014年销售量1237万辆，增长了20.6倍，现在，平均每100个家庭有24辆车。但是2011-2013年，年平均汽车销售量增长7.8%，去年汽车销售量增长只有3.1%，今年上半年回落至1.4%。因为汽车产业对其他工业品的带动性很强，所以汽车进入家庭的增速放缓会引起整个工业增长速度的放缓。 第三，房地产泡沫抑制其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中国房地产业并存着两种极端现象。一方面是大量的高价商品住房闲置着。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常住人口没有住房，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也买不起高价商品房，只能二人或多人拼居在一间屋内。中国商品房的巨大泡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房价过快增长，从2000年至2012年，三、四线城市房价涨了二、三倍，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市中心的房价翻了三番，涨了七、八倍。在国外购买一套适于居住的住房费用，仅是居民年工资的3—5倍，而我国工薪阶层购一套住房的费用则是年工资的20—50倍。二是几乎所有的城市，建好的商品楼房大量的空置，许多城市出现“鬼城”，一到晚上，高楼一片一片都黑着灯，一栋楼也就亮几个灯。这些没人住的房子，或者是尚未卖出去，或者有人买了多套房，买房不是去住，而是炒房赚钱。 高价商品住房如此大的泡沫，是三个原因共同推动的。一是房地产商的暴利，2010年统计，中国400个富翁中有165个是房地产商，40个巨富中有19个房地产商，前10个超级富豪中有5个是房地产商。二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大大推高了地价。几乎所有市、县政府都是债台高筑，债务总额几乎是市、县5年—7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他们偿还债务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就是高价出售土地给房地产开发商。三是银行的推动，在房价持续高涨的年代，房地产贷款的风险小，而贷款利息高，银行贷款给房地产商的综合收益率可达10%—15%。房地产商、地方政府、银行共同吹大了房地产的泡沫。而这巨大的泡沫里蕴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与高价商品房的巨大泡沫相伴而来的是另一番景象，城市常住人口中众多中低收入者拥挤的住在高价的“出租房内”。在北京，大约有近百万人，二人或者多人合租一间住房。另外，一些城市中还存在大量的棚户区和危房需要进行改造。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这些市、县政府对建设居民保障性住房没有尽职尽责。他们只对高价出售土地给房地产商感兴趣，而对于给广大工薪阶层、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不感兴趣，没有尽到人民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责。 最近两年，全社会对房地产巨大泡沫逐步取得了共识，房地产投资开始回落。
房地产业链条很长，包括建材、钢铁、水泥、家电、家纺等等。房地产投资下滑，其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也在下降。 由于城市空间规模扩张速度、汽车进入家庭的速度以及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这些产业对工业品的总需求减少，所以我国工业制造业必然受到影响。2001年—2010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3%，2011年开始回落，2011年—2014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0.8%、7.9%、7.6%和7.0%，今年上半年降至增长6.3%。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由“总供给收缩”转变为“总需求扩张” 总需求收缩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但是，经济发展与转型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所以必须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走势，把过去两年的“总供给收缩”的思路转变为“总需求扩张”。 （一）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虽然投资和外贸出口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一个大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还得靠国内消费市场拉动。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基础，是前提。 为了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第一，健全消费增长的动力机制，改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多年来初次分配中消费偏低，积累过高。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一般是60%左右。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2.4%，连年下降，近十年一直保持在45%至50%左右。造成了我国低收入群体数量很大，再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有钱防老，有钱防病，老百姓有钱不敢消费。因此，必须改革分配制度，扩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水平，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立足于国情，挖掘消费潜力。 一是在城镇化推进中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这些人的消费需求是巨大的。几年之内，一亿农村进城常住人口转为城市居民；一亿农民就近转为小城镇户口；城市中一亿常住人口的棚户区改造。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 二是加强精准扶贫。我国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但是现在还有大约七千万贫困人口。要加强精准扶贫，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办法，增加这些贫困人口的收入，把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提升到小康水平。 三是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人口将会达到6亿，这些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是有差异的。要针对收入较高的人群提高消费品质量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一些有眼光的企业家，争先把健身、保健、医疗等“大健康产业”和旅游、文化、养老等产业作为他们企业的战略发展产业，无疑是正确的。总之，关键是我们要有令人心动的有效供给，有让人心安的产品质量。有了这两条，就一定能够扩大消费。 （二）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短时间内，我国的外贸出口将呈现较低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也大约保持在10%—12%之间。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只有社会投资仍然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比如，高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宽带网络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城市轨道交通，扶贫开发工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智能制造的基础设施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等等，都是有市场、有长期回报的项目，既对当前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有促进作用，又可以增加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 “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这句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一年多了，但是国内一直有不同声音。2009年4万亿投资造成了不少后遗症，所以一些人关于扩大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持否定看法。应该客观评价2009年4万亿投资的正面和负面作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来势凶猛，我国的外贸出口从2007年增长25.9%、2008年的17.2%，猛然降到2009年的-16.0%。如果没有果断的4万亿投资一揽子计划，中国的经济就稳不住。4万亿投资一揽子措施起码是稳住了当时的经济稳增长态势，2009年GDP增长9.2%，2010年GDP增长10.4%。当然，由于提出4万亿投资项目时间比较仓促，难免有一些垃圾项目、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夹在里面，造成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建了一些大公园、大广场、办公楼，也有一些产能过剩的项目。这些项目有投入，没有产出，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债，增加了财政风险。 不能说扩大投资就一定导致产能过剩、增加潜在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关键是“投什么”和“钱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很关键，首先要选好项目，有市场，有长期回报。其次是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能不能把我国庞大的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是支撑稳增长的关键。我国居民储蓄23万亿之多，这些海量资金无处可去。人们难以获得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和重大建设项目又缺乏资金。所以，必须整体推进金融、投融资和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要打通投融资渠道，挖掘民间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如何把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又十分复杂的课题。 （三）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率，根本上要靠改革和创新，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 调结构、转方式，走出困境，化危为机，归根结底要靠改革和创新。实现创新驱动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需要许多方面的支持。首先，需要投融资体制支持，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里缺少股权融资。中国的证券市场不仅要有A股市场、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尤其需要类似“纳斯达克”那样的市场。否则，科技创新型的中小微企业没有办法快速发展起来。需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业务，加快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改革现有的商业银行体制机制。创新驱动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所以改革教育制度、科技体制是势在必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了，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世界级顶尖人才？”是教育出了问题，科技体制出了问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钱，需要财税政策支持。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需要法律制度支持。创新还需要创新光荣的社会氛围，要尊重人才，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新人才应当得到奖励，创新企业应该得到政策鼓励。 实现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能大见成效，各级党政官员不要寻求短期政绩，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下，深圳市2014年GDP增长8.8%。在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1.6万亿的GDP，全口径财政收入5500亿元，其中上缴中央财政3500亿元，市属预算内财政收入2000亿元。2015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27.9%。二十余年成长起一大批高科技创新型本土企业。如华为、中兴、华大基因、腾讯、大疆无人机、光启新材料、超多维公司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公司。有如此的经济质量和经济结构，是因为深圳市早在1995年就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开始逐步淘汰“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大力发展IT、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采取了一系列的财税、融资、人才培养、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措施以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时隔二十余年，才有了深圳今天的较高质量、较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三、适应新常态，加快企业的创新转型发展 首先，企业家要“谋势”。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是“小势”，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大势”。要努力让企业自身发展的“小势”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制造2025规划、互联网+行动、一带一路战略等等，蕴育着企业创新转型发展的无限机遇。 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引发了人类社会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大加快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做为工具，嫁接或连接到商贸业、金融业、传统制造业、农业、交通业、政府办公、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将大大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广大中小微企业自觉融入到互联网+行动，将会改变自己的生产业态，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2015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制造业强国的三步走战略。《中国制造2025》是这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不断涌现，推动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特别是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与各产业领域的技术融合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动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小批量定制、产品的个性化、市场的碎片化，将改变中小企业做为大企业的附庸地位，摆脱了对大企业的依赖。分散制造、3D打印等新技术，使得制造业的产业生态发生很大改变。 第二，企业必须以创新求生存，谋发展。面对国际、国内总需求收缩的局面，企业尤其要不断创新求变。一个企业，如果五年、十年产品不变，技术不变，管理不变，营销模式不变，只有死路一条。企业必须实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企业制度创新、市场创新、营销模式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求生存，谋发展。 第三，企业家必须不断学习。不是有钱就称为企业家，企业家应该不断学习，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要有责任感，有道德底线。尤其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逐步掌握产业与金融相结合、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本领。这样，企业就会顺利发展。人才短缺会越来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约束条件。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将是诸多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招聘人才，留住人才，加强企业员工的全员培训，大力培养精细管理和匠人精神，对于企业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性工作。广大中小微企业尤其要走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新颖化之路，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打造并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各位领导、嘉宾、企业家：面对国际和国内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机遇仍然大于挑战。全面深化改革正在向前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企业做为经济主体地位的认识不断提高，过剩产能逐步化解，扩大总需求的思路和政策措施逐步深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蓬勃发展。前进中还存在以下几条有利因素。一是“一带一路”大国战略的实施和跨境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外经贸合作将逐步扩大。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2014年12月，人民币支付占全球结算总额的2.17%。随着跨境自由贸易区不断扩大，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等的运营，人民币占世界结算总额的比例将大幅提升。三是石油价格下降，有利于我国GDP增长。IMF估测，由于油价下降可使中国2015年GDP升高0.4%—0.7%；2016年GDP升高0.5%—0.9%。四是互联网技术的红利加大。麦肯锡2014年7月报告，到2025年中国互联网革命可创造就业4600万个，网上交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达到22%。 总之，挑战和机遇并存。要把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真抓实干。面对国际、国内总需求收缩的局面，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逐步升级，宏观调控的思路有必要适当调整，政策措施必须更加精准，发力更加集中，效果才能更加显著。中国的经济结构一定能够逐步改善，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率一定能够稳步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